張競生與杜國庠（之一）
□ 孔令彬
一、留學東西洋
二十世紀初，潮汕地區開始已有不少人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方求學，更有一些人因緣際會走出國門，留學海外，成為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來自饒平浮濱鎮大榕鋪村的張競生和澄海蓮上鎮蘭苑村的杜國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張競生和杜國庠是同齡人，二人均出生于晚清的1889年。張競生2月8日出生于一個家道殷實的新加坡歸僑家庭，家有三兄弟排行老三，父親納有一妾，又生二子，家里矛盾重重。杜國庠4月16日出生于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親杜建珪是清末秀才，嫡母吳清慈，庶母也是生母陳秋菊，無兄弟姐妹，六歲時父親去世，兩位母親精心撫養杜國庠長大讀書。
張競生和杜國庠出國留學的動因不一樣，出國留學前的教育差別也極大。杜國庠出國留學前的教育比較簡單，7歲至17歲一直在家鄉的私塾讀書。1905年，杜國庠聞知日俄戰爭，甚為激憤，寫下策論一篇，此策論為正在蓮陽許厝村嶺梅私塾任教的清末舉人吳貫因所賞識，遂拜吳貫因為師，后隨吳氏入澄海縣景韓書院就讀。1906年，吳貫因赴日本留學，來信希望杜國庠也能早日去日本留學。1907年秋，杜國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和澄海同善祠的資助，開啟了長達十余年的赴日留學生涯。張競生17歲前也是在家鄉的私塾和傳統書院里就讀，1906年初考入新式學堂嶺東同文學堂，秋即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堂第二期法文班（與陳銘樞同班，高陳濟棠一屆），1907年冬，受革命思想影響也因不滿學校克扣伙食待遇等鬧出風波被開除，年底曾前往新加坡尋求孫中山的支持。1908年秋入上海震旦學校繼續學習法文，1909年秋考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法文科繼續學習。就讀京師大學堂期間曾協助革命黨人探視因刺殺滿清攝政王而入獄的汪精衛。辛亥革命爆發，經汪精衛介紹加入同盟會，并以秘書身份，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全過程。民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臨時稽勛局選派第一批公派留學生25人，張競生位列第一選擇了法國巴黎大學。10月從上海啟程前往法國，開啟了自己的公派留學生涯。
就留學動機而言，杜國庠選擇了大多數去日本留學學生選擇的應用性極強的學科之一——政治經濟科，而張競生則如大部分去歐洲留學學生選擇的那樣選擇了自己喜歡的文學，后來又轉向了哲學。東洋西洋，就留學生涯來說，張競生的公派留學生活相對簡單，而杜國庠由于沒有語言功底，只能從打基礎開始，過程曲折復雜艱辛。1915年夏，張競生從巴黎大學文學院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接下來張競生選擇了離戰爭影響較小的里昂大學哲學系繼續攻讀學位。1919年夏，其以《關于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是為潮汕民國以來第一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然而，獲得博士學位后的張競生并未馬上歸國，而是又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歐洲各地游走，直到1920年秋接到來自家鄉潮州的召喚才動身回國。1907年秋，杜國庠到日本最先就讀的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普通科，兩年后早稻田大學普通科卒業，1910年7月，以學業優等生獲得早稻田大學頒發的卒業證書，接著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1913年正式入讀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1916年夏，杜國庠從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并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科，按照廣東國民政府的規定，從本學年起杜國庠轉為了官費留學生，開始享受留學生津貼。1919年夏，杜國庠獲得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士學位，8月即啟程回國，入職北京大學，開啟了人生新的歷程。
在留學過程中，因為是中華民國稽勛局第一批外派官費留學生，待遇優厚，故而張競生的生活毫無壓力，他的留學生涯也是輕松愉悅的。張競生所學之文學哪怕后來之哲學，因為熱愛盧梭的緣故，兼之法國本身的浪漫文化氣息以及歐洲的總體文化氛圍，要之，張競生的留學生涯是充滿了理想和浪漫的色彩。自由自在是他這段人生的底色，包括擁有多個情人、隨意地在歐洲各國漫游等，這在他晚年的回憶性散文集《浮生漫談》《十年情場》都有記錄。當然，在自由自在的同時，張競生也適當參加一些留法人員的社交活動，如由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等人發起成立的華法教育會，張競生也是主要參與人之一，由汪精衛任編輯的《旅歐雜志》上也不時出現張競生的文章。1916年蔡元培歸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張競生曾修書一封《上蔡元培先生并附呈教育部書》，強烈建議北京大學開設哲學專科，也為他后來任教北大埋下伏筆。
反觀杜國庠的留學生涯，經費主要依靠家族資助，后面三年雖有廣東政府的留學生津貼，稍稍寬裕，但比之張競生的條件仍相差不少。所以除了生活盡量簡樸外，還要想辦法賺一些零花錢，比如給老師吳貫因創辦或負責的刊物《憲政新志》《庸言》等雜志報紙撰寫稿件等。清末民初，中國大陸到日本留學人數激增，除了學習科技文化方面的先進知識理念等，抱有革命思想者也數量眾多。杜國庠因留學日本時間較早，且為人熱心，干事踏實，曾連續擔任第四、五、六屆廣東留日學生同鄉會書記一職，1914年，更被推舉為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中國留學生同窗會會長。1915年1月18日，杜國庠在陳家鼎的介紹下填表加入了當時的進步文學社團——南社。或許是受這種革命氛圍的影響，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以后，杜國庠對于河上肇開設的馬克思主義課程，十分感興趣。在留學期間，杜國庠結識了許多前來留學的朋友，如郭沫若、李大釗、鄧初民、李根源、林伯渠、高一涵、章士釗等，并參加了由李大釗等人組織成立的“神州學會”“丙辰學社”等。這些朋友，許多人與他保持了長久的友誼。
總而言之，出國留學完全改變了張競生與杜國庠兩人此后的人生軌跡，不僅性格上深受留學目的國的影響，二人此后的工作、人生信仰乃至朋友圈都打上了這段留學生活深深的烙印。
二、北大執教鞭
之前沒有任何交集的張競生與杜國庠二人，留學生活結束兩年后，即上演了一場“有緣千里來相會”——相聚北大。張競生與杜國庠獲得留學文憑的時間在同一年——1919年，不過一為哲學博士，一為經濟學士，而進入北大任教職時間亦有先有后，聘任職稱也各不相同，張競生獲聘為哲學系教授，杜國庠則只是經濟系、政治系的講師。不過，作為一個偏僻小地方的潮汕，竟然有兩人同時在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任教，也確實值得當地人驕傲了。
1919年夏，杜國庠從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承蒙留學時認識的朋友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推薦進入北大，隨即就住進了北河沿二道橋西三十三號的老師吳貫因家中。據1922年6月北京大學總務處編印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我們知道了杜國庠所擔任的課程：在經濟學系擔任《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課程，在政治學系擔任《市政論》《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內外商業政策》等課程。在1925年6月北京大學總務處編印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上，杜國庠又成了法律系的講師，擔任的課程有《工業政策》《社會政策》《市政論》《商法商行為》《票據法》《海船法》等。除了北大，杜國庠還在北京法政專門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平民大學等高校兼課，擔任《票據法》《海商法》《自治行政論》《政黨論》等課程，并且還在老師吳貫因任處長的內務部編譯處擔任編輯一職。由此可看出杜國庠是一個根本閑不下來的人。1922年9月，李春濤由家鄉來北京投奔老師吳貫因，住進了吳宅，李春濤去年剛從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由于和杜國庠專業相同，志趣相投，二人很快就結為好友并搬出吳宅，租住在地安門內慈慧殿南月牙胡同十三號，戶主為杜國庠。因為大門油漆成紅色，他們便把它命名為“赭廬”，這里以后就成了他們接待朋友、學習研究并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地方，國會議員胡鄂公、北大政治系主任周鰻生、早期共產黨人譚平山、彭湃等都是“赭廬”的常客。另外，杜國庠還是中華經濟學會、孤軍社、北京教育會、中華學藝社、北京大學經濟學會等社團的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反基督教同盟的主要負責人。總之，杜國庠在北京的工作總是忙碌和緊張的。
相比于杜國庠，張競生則是兩年之后的1921年10月，由校長蔡元培親自引介進入北大哲學擔任教授，之前的張競生留學回國擔任的是省立金山中學校校長一職。據北京大學總務處編印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張競生入職后先是居住米市大街的青年會，1924年結婚以后則居住在前什剎海北河沿18號。張競生在哲學系主要教授行為論、行為論史、倫理學、唯實派、孔德哲學研究等課程，在外國語學院和預科班兼任法文課程。在社會上，張競生主要是在北京中法大學、中國平民大學、孔德學校兼職授課。在北大任教期間，或許是性格使然，也有留學法國所受的影響，張競生社會活動一直都比較活躍。一開始他與李大釗走得比較近，不僅參加了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2年4月還配合李大釗等一起發起非宗教運動，8月張競生還當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主席。12月，北大為迎接愛因斯坦的來訪，先期在學校舉辦高端論壇以營造氣氛，張競生主講了《相對論與哲學》。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大會上，張競生又主講了《現在和將來的行為論》。美國著名生育專家山格夫人來北大交流演講，胡適任翻譯，張競生也是全程陪同，并在《晨報副刊》發表相關文章。1923年4月29日，張競生在《晨報副刊》發表《愛情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起了全國第一次關于“愛情定則”的大討論。1924年，張競生在學校發起成立“審美學社”“壯游團”等社團，指導并推動北大風俗調查會等各項工作，又出版了自己的專著《美的人生觀》，其部分章節連載在《晨報副刊》。1925年，張競生出版專著《美的社會組織法》，并全文連載在《京報副刊》。張競生因為這兩本書成為暢銷書而聲譽日隆，一時間成為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青年人的導師。1926年春節前后，張競生在《京報副刊》上的一篇征集性史的啟事，引來學校及社會上不小的爭議，而4月底公開出版的《性史》第一集更成了他出走北大的主要原因。
比較張競生在北大的活躍與高調，喜歡關注青年人話題，如理想、審美、浪漫、愛情與兩性關系等，杜國庠的性格內斂，兼之所教授專業雖然實用，卻并不是一般理想青年的聚焦所在，所以北大時期的杜國庠作為老師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開始的兩三年，杜國庠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編譯上課的講義方面。目前我們收集到的有《政黨論》（1919北京大學鉛印本）《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講義》（1921年北京大學鉛印本）《商法海船法講義》（1923北京大學鉛印本）《票據法講義》（1923北京大學鉛印本）《商法講義（商行為篇）》（北京政法學院1923年鉛印本），以及編譯的《英國勞動組合法》（內務部編譯處1920年）《市政論》（內務部編譯處1921年）等共七種。大約1923年起，也就是杜國庠、李春濤二人搬入“赭廬”以后，杜國庠的研究轉向是十分明顯的，即以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為重點，赭廬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杜國庠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經常討論交流的平臺。1924年1月21日，蘇聯共產黨創始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導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締造者列寧去世，杜國庠即與赭廬里的李春濤等編印了《列寧紀念冊》，又與譚平山等創辦《社會問題》雜志，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學說。1924年第2卷第2期《孤軍》上發表了杜國庠、李春濤合作署名的文章《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現狀》，雖然是應孤軍社的邀請而寫，但無疑也是他們平日里深入思考社會主義在中國可能性問題的結果。接下來杜國庠自己獨立思考的一篇文章發表在《北京朝陽大學旬刊》1924年第13-14期，這篇文章又刊登在《北京大學社會季刊》等刊物上，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其后，杜國庠又翻譯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的著作《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連載在《北京朝陽大學旬刊》1924年第1-3期。接著又著有《資本論之著者馬克斯略傳及其根本思想》（《北京朝陽大學旬刊》1924年第15-17期）《勞動階級政黨組織上之二種見解》（《現代評論》1925年第1卷第4期）等。或許是感覺到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1925年初，杜國庠與李春濤辭去北京的所有大學教職，毅然決然地投身到了家鄉潮汕的建設改造中。
杜國庠早張競生兩年入職北大，又先一年離開北大，算起來二人在北大共事的時間有三年多，然而就是這三年多時間里，作為老鄉、又同為留學歸國任教北大的二人，接觸的卻并不多。筆者能夠找到的證據也僅是兩人共同出席過一些聚會場合以及在一些北京大學教師聯合署名發布的公開信函上一起簽過名，它如北大廣東同鄉會組織的一些大型活動，二人多有同時參加，他們的文章也曾出現在《北大廣東同鄉會會刊》同一期上。另外，《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三期上也曾刊登過兩人的文章。除此以外，筆者再也找不到二人曾經互動過的痕跡，哪怕加上李大釗、李春濤的因素。李大釗是杜國庠進入北大任教的介紹人，二人在日本留學時即相識，入職北大后，杜國庠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方面不僅感興趣，也很用力，不知什么原因，與李大釗的關系卻沒有更進一步。反觀張競生，進入北大一開始接觸較多的卻是李大釗，他不僅馬上加入了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據他自己回憶李大釗曾經勸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然，后來兩人關系也逐漸疏遠了，因為張競生雖然留學歐洲，但他的思想主流是盧梭、孔德等，與馬克思主義學說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李春濤與張競生認識更是在杜國庠之前，1921年夏李春濤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第一份工作——省立金山中學教務主任，就是校長張競生邀請的。不久后張競生辭職去北大，李春濤還代理校長幾個月。按說李春濤到北京找上張競生也是正常的，結果卻是在吳貫因宅與杜國庠一見如故，后來幾年，李、杜二人志趣相投，合作研究社會主義與中國問題，這就和張競生的學術理路距離越來越遠了。歸根結底，北大時期的兩個同鄉張競生與杜國庠不交往，除了性格，學術興趣不同也注定了二人不是一路人。
編輯｜蔡楊
審核｜梁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