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顯詔聲名鵲起

□?孔令彬

1929年4月10日，經過多年籌備，由蔡元培任名譽會長，蔣夢麟任會長的民國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上海南市新普育堂正式拉開帷幕，展覽會會期二十余天，參觀人數累計達十數萬之眾，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其美術史價值言，商勇評價道：“舉辦于1929年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在國內舉辦的覆蓋面極廣的美術展覽會，它具備了現代美術展覽會的所有特征，是晚清至民國初年，美術創作的一次大檢閱，從此開了全國美術展覽會的先河，它不僅真實呈現了20世紀初期美術創作的大勢格局，而且影響了今后美術創作風格的走向。”“1929年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此時代的當口舉辦，幾乎是晚清至民初中國畫壇各類面貌的藝術創作，一次高度濃縮的集體展示，它提供了中國繪畫從古代形態向近代形態轉型時期的一個最具代表的橫切面。”[?商勇《藝術啟蒙與趣味沖突——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民國十八年，1929年）研究》，南京藝術學院2006年博士論文。]會展組委會提前一年多在《申報》以及各省報刊發布征集作品的廣告，全國的美術工作者紛紛踴躍報名，盛況空前。“計此次出品，據總干事孟壽椿之報告，全部——分書畫、金石、西畫、雕塑、建筑、工藝美術、美術攝影等共七部——普通出品人約一千零八十，出品四千零六十件，入選者五百四十九人，出品一千二十件；特約者三百四十二人，出品一千三百二十八件。”[?王顯詔《參觀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記略》，《二師月刊》1930年總第5、6期合刊。]

王顯詔這里提到的“普通出品人”即是自由報名參展的美術工作者，“特約者”是組委會為保證美展質量向已經成名的美術家發出的邀約。“普通出品人約一千零八十，出品四千零六十件，入選者五百四十九人，出品一千二十件；”從數據不難看出，美展審查員對于參展作品審查之嚴格。

通過美展發布的參展作品目錄我們得知潮汕地區共有三人入選：黃史庭、李瓊華、王顯詔。黃史庭入選作品是《煨芋余趣》《法聰和尚》，李瓊華入選作品是《鸚松》，而王顯詔的五幀作品《韓山紅棉》《湘子江城》《雙旌飛瀑》《涸溪塔影》《韓祠橡木》全部入選，達到了美展規定的展出作品的上線，這在五百多位“普通出品人”中是絕無僅有的一例！王顯詔收到組委會的邀請于4月25日抵達上海，參觀了數天，撰寫有《參觀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記略》發表在《二師月刊》1930的總第5、6期合刊上。關于王顯詔五幀作品入選美展的原因，美展審查員之一的陳小蝶是這樣說的：“春間全國美展會，審查時人作品，見王君顯詔畫，皆驚曰：‘真石田也。’予觀君布局敷色，多折衷西洋法，而運筆獨用腕力，渾然中鋒，絕不假借。此直無意學石田，而與石田合者也。”[?陳小蝶《王顯詔畫例序》，轉引自《二師月刊》1929年總第2期。]陳小蝶還在一篇總結美展上中國畫的文章中，儼然把王顯詔列為“美專派”的代表畫家之一：“然會中所列王顯詔五幀，筆力宛然石田，而敷色力之偉岸，一望知為美專畫派。吾儕檢畫之時，贊賞此作，不覺同聲稱絕。”[?陳小蝶《從美展作品感覺到現代國畫畫派》，《美展》第4期，1929年4月。]在普通觀眾眼里，王顯詔的作品也引起了一定的共鳴，《申報·自由談》里舞成君之《美展兩日記》里說：“現代國畫，占全部會場之半，瑕瑜互見，頗不為少。而畫之佳者，率非海內知名之士，其中如王顯詔之闊筆山水，而用西洋設色，皆自有其生命，而名字絕無人知，殊為可異……”[?轉引自王顯詔《參觀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記略》，《二師月刊》1930年總第5、6期合刊。]

參加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王顯詔原本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這次之出品，亦是孩子們所做的玩意兒之一，原來照章每人可以投寄二十件，我因沒空，便以《韓山紅棉》《雙旌飛瀑》《湘子江城》《涸溪塔影》《韓祠橡木》五圖了事，私意以為如斯隆重之大美展，丑媳婦試見公姑，誠惶誠恐，如果不大遭鞭斥已是大幸。”結果卻是“一展成名”。美展結束后，組委會還專門印制了兩冊精美的《美展特刊》，一為收錄中國書畫陳列部中的精品，一為收錄西畫陳列部中的精品。其收錄中國書畫陳列部的《美展特刊》共收畫家187人，每人一幅作品，而王顯詔的《湘子江城》入選其中，與全國知名畫家并列，實為一難得的殊榮。既然已經被人欣賞，何不趁熱打鐵借“名人效應”來個名利雙收呢？或許正是在這種心態的作用下，王顯詔大膽請求同為美展審查員的陳小蝶、王一亭、哈少甫三人為他的畫作制訂潤格，這個潤例不僅出現在《申報》的廣告頁上，陳小蝶還特別撰寫了《王顯詔畫例序》加以推薦，序中不吝贊美之詞，獎掖這個他們一致看重的來自偏遠地區的年輕人，這對于剛剛出道不久的年輕畫師顯然又是一次喜出望外的收獲。[?在全國第一屆美展展出目錄里，王顯詔的五幀作品全部標價為50元，他如李苦禪的《雛鶴聲》標價30元，王顯詔畫作的這一價格在年輕畫家中已經算是相當高的了。]

載譽歸來的王顯詔一下子聲名鵲起于美術界，雖然有了海派名人的“背書”，但如何把這驟然而來的名聲和利益一直保持下去，對于年輕成名的王顯詔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于是，我們便看到一年后的1930年7月由于右任先生題寫書簽的《王顯詔山水冊·第一集》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發行[?于右任是王顯詔1923年上海大學美術科畢業時的老校長，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屆美展的理事，筆者認為山水冊能在西泠印社出版或許正是于右任的牽線搭橋。]。集中共收山水作品二十幅，除了原來參展的五幀，其他十五幀顯然就是王顯詔這一年多交出的答卷。這十五幀山水作品仍然延續了參展作品的風格，使得整個山水冊風格統一、鮮明，而山水冊一經推出，即十分熱賣，很快便于第二年的2月再版。[?當代美術評論家認為這幾幅作品成功的原因即“折衷中西畫法”：“集中體現了王顯詔的實景寫生與經營構圖的味道，更重要的是用傳統文人山水畫的筆墨完美地再現了西洋風景畫的透視法，頗有現代感。”（劉菲菲《民國期間潮州地區中國畫家群體研究》，湖南師范大學2018年博士論文。）]再版的《王顯詔山水冊·第一集》比之初版增加了六幀名人題詞，他們依次是：吳湖帆、吳徵、胡漢民、章炳麟、蔣夢麟、譚澤闿。這些名人中既有書畫名家，也有民國政府要人，以及學界文化名人，使得原本略顯普通的山水冊一下子增色不少。我們實在不知道僻居潮汕一隅的年輕畫家王顯詔是如何操作讓這么多名人愿意為他的這本小小的山水畫冊題詞？而接下來的幾年，這個題詞的名單竟然達到了令人瞠目的近百人。1937年5月，汕頭市自強印務局承印的《題王顯詔先生法繪詩詞集鈔》，收入海內名流蔡元培、柳亞子、葉恭綽、劉海粟、林風眠、吳梅、黃賓虹、林森、徐世昌、陳樹人等八十余家題詞，這份名單幾乎將當時美術界、學界和政界的文化名流小半數收入囊中（未收入書中題詞的還有周作人、錢鐘書等）。[北平著名的畫社期刊《湖社月刊》編輯曾記錄：“1930年，廣東畫家王顯詔將近日新作影印成冊，寄贈湖社畫會。”將印行的畫冊公開寄給不相識的業界同行大佬，有時是會得到他們的賞識，但是政府要員、學界名流等人的題詞又當如何解釋呢？我的朋友陳賢武君認為王顯詔至少得到了上海強大的潮州商會的支持。本人以為王顯詔身邊的朋友也給予了不少的支持，如周作人的題詞當出于同事兼好友丘玉麟的介紹，詹安泰也應該介紹了不少學界之人給王顯詔。]

關鍵是這些名家題詞皆是以墨寶形式寄贈給了遠在“省尾國角”潮州的王顯詔，這在民國美術史上確實是一樁十分罕見的盛事。[?1946年12月，王顯詔攜自己畫作以及這些墨寶前往東南亞各國舉辦個人書畫展，1947年春歸國時遭遇海難，這些墨寶全部遺失海上，但有幾只箱子為人所打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收藏家找到王顯詔后人，將這批墨寶送還他們手中。]李偉銘先生認為這既是王顯詔特別的交際能力使然，也與他的綜合素養有關：“王氏的藝術活動區域并非如王遠勃、謝海燕處于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僻處海隅而又能夠引起天下名流的普遍關注，這固然緣乎他的交際能力，但也不能排除其深湛的藝文造詣具有不同凡響的魅力。像王氏這樣‘名滿天下’者，當時潮汕畫壇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人。”[?李偉銘《王顯詔及其畫學》，收入《圖像與歷史——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書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在出版個人畫冊的同時，王顯詔還做了一件長期以來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操作——《纘槐堂題畫詩鈔》三十三首。這組詩連續發表在《湖社月刊》1931年的第38-49期，以及1932年的第55-57期。纘槐堂是王顯詔位于潮州古城小巷里老宅的一處建筑的名稱，這里顯然是被王顯詔拿來做了自己書齋或者畫室的雅號。王顯詔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是地方上有名的古董字畫鑒賞家，盡管在上海接受的是現代西洋音樂和美術教育，但王顯詔的舊學功底如詩詞、書法皆有一定造詣，明顯是受了家學的影響。從這組題畫詩發表的時間，筆者可以肯定它們與《王顯詔山水冊·第一集》，都是王顯詔趁著第一屆美展的東風打造自己、宣傳自己和包裝自己那個雄心勃勃計劃的一部分，包括選擇在《湖社月刊》上發表自己這組精心撰構的題畫詩篇。眾所周知，湖社是中國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美術社團，而《湖社月刊》又是湖社的會刊，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湖社的畫家們素以復興傳統中國畫為自己的特色和使命，與海派繪畫中的一貫創新求變截然不同。王顯詔的這組題畫詩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寫作，其主要內容即是對明清以來繪畫傳統和繪畫技法的高度認同，不論是點評古人畫作，還是批評今人包括王顯詔自己的作品，題材上或七言或五言，語言清淺優美，用詞雅致，意境鮮明，總之，這組詩是深得傳統題畫詩之壺奧。如此一來，王顯詔在美術界的聲名又以其扎實的舊體題畫詩功底而贏得了來自北方傳統畫家的認可。當然，王顯詔的題畫詩后來還大量發表在如《國畫月刊》《藝風》《中國美術季刊》等專業刊物上，都在不斷擴大著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我們認為王顯詔的第三個操作即是加入有影響力的社團及不斷地參加美展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潮汕地區的美術社團主要有兩個：一是林受益、陳文希、曾幻一等于1928年在汕頭創辦的春陽繪畫研究所（春陽畫社），一是孫裴谷、范昌乾等于1931年在汕頭組織成立的藝濤畫社。根據現有資料，王顯詔雖然與這兩個社團都保持有聯系，但并不是他們的社團成員，尤其在聲名鵲起之后，王顯詔的社團活動明顯主要是放在了外面的世界。1930年7月，由葉恭綽、賀天健、黃賓虹、吳湖帆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畫會，這也是上海最有影響力的美術社團，王顯詔是這個社團的成員，只是不知何時加入。1934年11月，中國畫會又創辦了會刊《國畫月刊》，王顯詔曾在《國畫月刊》1935年的第7期，第9、10期合刊上發表過《題畫》《自題畫卷》等十余首題畫詩作。或許因為距離原因，未見其參與該社團的其他活動。1933年1月1日，由徐悲鴻、陳樹人、孫福熙等發起的藝風社在杭州成立，同日《藝風》月刊創刊，孫福熙擔任會長，同時也是《藝風》雜志的主編。藝風社是我國現代美術史上重要的美術團體，會員最多時達六百余人，王顯詔也是其會員之一。藝風社除了創辦月刊，其主要的影響力就是抗戰前主辦了三屆全國性質的美術展覽會。1934年6月6-10日，在上海法租界中華學藝社舉行第一屆美展；1935年5月10-22日，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第二屆美展；1936年6月3-10日，在廣州市立圖書館舉行第三屆美展。每次展覽均向全國的美術工作者征集作品，展覽完成，《藝風》月刊再出展覽專刊予以介紹和評介。查閱三期展覽專刊，我們得知王顯詔參加了其中的第一屆和第三屆。第一屆提交參展作品六幀：《韓祠橡木》《雙旌飛瀑》《韓山紅棉》《青綠山水》《松鼠》《米家山》（編號421-426），第三屆參展作品五幅：《紅棉圖》《綰云圖》《萬松龕圖》《紅菊》《秋林》（編號207-211）。此外，在第一屆美展結束后，《藝風》月刊的主編孫福熙親自邀請王顯詔撰寫相關的評論文章，這就是發表在《藝風》月刊1934年第9期上的《批評者應有的態度和國畫創新》。另外，王顯詔還在《藝風》1935年第2、6期上發表題畫詩《雪梅香》和《山中題詩八首》，由此可見王顯詔在藝風社是相當活躍和被重視的。

1933年11月，由蔡元培、張道藩等發起的中國美術會在南京成立，這顯然是一個美術界的官辦組織，初始會員僅57人，幾乎囊括了全國最重要的畫家、評論家、美術教育家、美術鑒賞家。我們在它的第三屆職員表上（共一百一十二人），找到了王顯詔的名字[?廣東籍的會員還有高劍父、高奇峰、方人定三人，此時三人皆在南京的高校任教。]，只是亦不知他是何時加入。中國美術會曾舉辦過幾屆小型的美術展覽，我們在其出版的展覽刊物上發現王顯詔參加了其中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提交的作品分別是《玉蘭花》《花鳥》。1936年初，中國美術會又出版了會刊《中國美術季刊》，王顯詔在總共出版的四期刊物上全部都有文章發表，且在其中三期上還連載有《題畫詩草》十余首。而四篇文章中的三篇屬于重要的理論文章，被后來的美術史家經常選編和引用，于此可見當時的王顯詔在中國美術界中心舞臺上之活躍和引人矚目。需要補充的是，早在1933年，由教育部組織派遣劉海粟作為團長的中國畫家歐洲巡回展王顯詔的繪畫作品就曾入選其中。被體制內所認可，這也應該是當時許多畫家孜孜以求的事情吧，王顯詔通過自己的幾年努力，終于旋轉到了舞臺的中心。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除了傳統的詩書畫印乃至音樂等修養外，王顯詔在藝術理論方面的造詣和對于時代的敏銳觀察能力，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也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兼具藝術批評家氣質的畫家。其早期多關注地方上的藝術風氣動向，如其《廣東第二師范廿二周年紀念成績展覽會的感想》《本校廿七周年紀念會中藝術展覽意義》二文，稍后的《參觀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記略》便具有了全國批評的視野，再到為《藝風》雜志撰寫的評論文章《批評者應有的態度和國畫創新》，儼然已站在時代的浪尖上縱論美術界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至《中國美術季刊》上的三篇文章《美的人生》《國畫創新應取的途徑》《藝術的民族氣質》，其理論上占位就更高了（限于篇幅，此處不再展開）。總之，王顯詔的理論造詣確實非一般畫家甚至藝術評論家所能言所能道，這也應該是他運作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然而，熱鬧中卻也蘊藏著危機。盡管參加了1937年4月的第二屆全國美展，且有《柳鴉》以及《書法》兩件作品入選，甚至《柳鴉》的標價達到了二百元，但卻也掩飾不住王顯詔在繪畫創作上的頹勢。自1930年出版《王顯詔山水冊·第一集》，遲遲不見第二集之下文，甚至我們也沒有見到此前王顯詔舉辦過哪怕一次屬于自己的個人畫展。而這一切隨著抗戰的爆發，王顯詔的名字更是徹底從美術界的中心舞臺消失不見了。

分析個中緣由，筆者以為原因主要有五：一是動亂年代僻處一隅完全沒有了與外界交流學習的機會。二是遠離中心不僅人脈資源匱乏乃至與時代脈搏聯系也不緊密，難以培養創作的激情。三是王顯詔本性疏懶，走不出舒適區，且不愿再接受新的挑戰。[王顯詔的同事詹安泰則于抗戰中走出潮州，走向中山大學的舞臺，逐漸旋轉到學術舞臺的中心，二人的命運正形成鮮明對比。王顯詔的另外一個同事畫家陳文希于抗戰后旅居新加坡，也創出了另外一片天地。]四是成名過早，以至后面畫作既不愿重復已有，卻又遲遲探索不出新路徑。五是多方出擊分散精力，詩人、評論家、篆刻家、音樂人等職分眾多，無疑也分散了他作為畫家本身的創新和探索精神。總之，從年輕時驟得大名、聲名鵲起，到苦心經營，甚至不乏借機取巧，風光一時，但因為失去畫家創新的基本動力，當時代大潮來臨時，又不能沖破自我牢籠，最終又為時代所拋棄所忘記。我想，這就是王顯詔故事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