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與敦煌文化
□?余克光
1980年秋天，饒宗頤教授首次親臨敦煌學的發源地蘭州考古，在敦煌，參觀石窟藝術及寫經，這是他的學術情結，朝思暮想的地方，離開莫高窟前夕，寫下著名《莫高窟題壁》詩：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愿作寫經生。表達了對敦煌文化的深厚敬意與熱愛。莫高窟，又稱千佛洞，位于甘肅敦煌城東南25公里鳴沙山東麓。相傳是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樂僔開始鑿窟造像，歷經隨唐以至元代，均有所修建。清光緒廿五年（1899年），一說光緒二十六年，5月25日，王道士（1849-1931），道號法真，原名王圓箓，湖北麻城人，所雇用的敦煌貧士楊某在清除敦煌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它與殷墟甲骨、明清內閣檔案大庫、敦煌漢簡一起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今尚存壁畫和雕塑492窟，彩塑像2100余尊。作品反映我國從六世紀到十四世紀的部分社會生活及歷代造型藝術的發展情況，是中華藝術寶庫，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
由于發現時值社會動蕩，沒得到保護，洞內先后被西方國家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等“探險隊”盜竊、破壞，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散落于世界各地。逐漸眾多國家學者開始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的豐富內涵和珍貴價值。二十世紀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學創建時代，傾注了羅振玉、王國維、陳垣、王重民等一批敦煌學家的心血，80年代以后至今，國內敦煌研究、考古、海外藏品，陸續出版，已成顯學。以往季羨林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陳寅恪也曾感嘆敦煌研究為學術傷心史。然而現在已是學術氛圍濃厚，碩果累累，取得顯著地位。
饒宗頤教授在《我和敦煌學》中，詳細介紹了他接觸敦煌資料的緣遇。他指出：“所謂敦煌學，從狹義來說，本來是專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畫與文書的研究，如果從廣義來說，應該指敦煌地區的歷史與文物的探究。敦煌研究應該推前，不單限于莫高窟的材料。”?他“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關鍵性的意義”?。學術界贊譽他是“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師。五十年代，他在法國巴黎閱讀經卷，并利用英國所藏的敦煌卷資料，著《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年），1962年，第一人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于世，又著《敦煌曲》（戴密微翻譯成法文出版，1971年）《敦煌白畫》（1978年）《敦煌書法叢刊》（1983-1986年29冊）《敦煌琵琶譜》（1990年）《敦煌曲續論》（1996年），還有《饒宗頤藝術創作匯集·敦煌書畫》（2006年）等敦煌專著。1980年10月2日，在中山大學學者曾憲通陪同下，第一次踏訪莫高窟，作實地考察，他按照法國伯希和當年編號，選取最有代表性50多個洞窟，用二天入洞考證敦煌繪畫的整體結構和特色及流變，摩挲記錄，仔細琢磨，與1965年撰寫著作《敦煌白畫》作比對，得出敦煌壁畫中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動植物場景經常重復出現，可以辨別哪一種技法始于哪一個時代的哪位畫師。饒教授在1983年，1987年，2000年多次參加敦煌學術會議，發表演講，提交論文。任敦煌研究院名譽研究員。國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2010年5月，他發起成立“香港敦煌之友”?基金會，同年8月，95歲高齡蒞臨莫高窟，出席“莫高余馥——饒宗頤敦煌書畫藝術特展”?等活動，2016年6月，題寫敦煌“饒宗頤樓”?冠名揭牌。先生共計為敦煌研究院捐款合計人民幣二千多萬元，為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人才培養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87年，任半塘先生編著《敦煌歌辭總編》（全三冊），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半塘（1897-1991），生于江蘇揚州，又名任二北，原名任中敏，我國著名詞曲學家、戲曲學家、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的一代宗師，首批博士生導師。70年代，饒教授在新加坡，任老屢次貽書討論敦煌曲子斷代，1980年冬，饒公過維揚，在揚州師院與其會晤，趨候起居，結下深厚友誼。是書合敦煌歌辭總集與理論研究于一編，收入隨唐五代期間的歌辭1160首，并據150種敦煌寫本加以考釋匯校，被譽為敦煌歌辭最豐富的總集。對這么一部在當時學術界普遍公認為權威的著作，饒教授讀到這部著作時，卻大為震驚，言其中“單單《云謠集》三十首，竟花了307頁來仔細討論，用力實為至深，用心良苦，令人欽佩，可是任氏‘橫生葛藤’，硬說法京又有第二本的《云謠集》，并強指羅振玉在《敦煌零拾》第二所校印的，是倫敦以外的另一本。同時指斥各家‘創立新說，反復推求。’任氏措辭憤慨激昂，指責羅書在《云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下面雙行自注‘出敦煌，今藏倫敦博物館’一句是出于羅氏之筆誤，但又引證該書羅跋與王國維跋作為立論的依據。”?《總編》中，任氏又提出“伴小娘”三字問題，以為倫敦原本只有“娘”字。饒教授指出：“右角痕跡可辨，而羅書“伴小娘”三字完全，必非出自倫敦本。其實，如果影本模糊，可以查勘原物，非常簡單，而任氏憑他的推理，大罵各家皆在說謊，甚至竟說人偽造，制造出一段不可思議的公案。”
針對任半塘先生的論述，1988年，饒教授寫下《〈云謠集〉一些問題的檢討》一文，（載于香港6月號《明報月刊》）。全文以一個史學家“求是、求真、求正”?的學術精神，以敦煌文物為依據，以事實論證，用大量外國所藏敦煌文書資料，斥正任老在《敦煌歌辭總編》一書中的錯誤論斷，以正人耳目。
饒教授在《檢討》一文中還指出：“整理古文書是一樁極吃力不討好的事，尤其是把古代寫本加以校錄，辨認之困難，轉寫的差異，荊棘滋多。敦煌莫高窟所出的曲子詞，若干年來曾經吸引許多人不惜拋卻心力去探索鉆研，付出了極大代價。”?文章最后，附帶談了文字過錄，易于弄錯的問題：“閱讀敦煌寫本，原物有時紙太舊，墨太灰暗，反不如影本之清晰；影本的缺點則每每因背面墨書現出的陰影而致誤會。以《云謠集》而論，目前影印本能照原文大小印出者，只有法京一本，我曾取此本和倫敦本放大二倍與任書每首所錄原文字形比勘，發覺任書所測之字多數失真，往往誤添筆畫，大抵為陰影所誤，甚且有原本有而漏去一字者。”?饒教授舉了任書中不少錯字的例子。他說“校書如掃落葉，不能必其無誤！任書欲保存原貌，而反失真，太可惜了﹗”
饒教授在談及他治學研究敦煌文化時，說過一段很值得人們深思的話：“持論要正是一種做學問的態度，這對后世學術是非常重要的。敦煌也是一個寶藏，我的很多學問在敦煌學方面。我于1956年做《老子想爾注》，后來很受法國人注意，引起法國漢學界的道教熱。我很多想法都是在參照了甲骨文、敦煌寫本、古代文獻多樣資料后綜合得出來的，我認為必須把考古遺存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才能得其大，達到學問的一個通境。”?饒公的切身體會，實為中華學人不可多得的十分寶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1.饒宗頤述，胡曉明、李瑞明整理：《饒宗頤學述》。2.陳韓曦著：《饒宗頤：東方文化坐標》《饒宗頤年譜》。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郭洵汐
審核｜龐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