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平和城磚與三位潮籍學者的爭鳴

□?張山梁

甲辰伏月，愚因陪同有司到九峰調研古鎮歷史文化，在一民間茶室偶見一方銘文磚，識曰“永固城磚”。毫無疑問，這是一方平和舊縣城的城墻磚。

位于平和縣西南部的九峰鎮，自明正德年間王陽明奏請設立平和縣治以來，歷經明、清、民國三個朝代，直至1949年3月外遷至小溪鎮，歷時430年，一直是平和縣治所在地。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陽明受命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打響其建立功業的第一仗——漳南戰役，歷時兩個多月的征戰，先后攻破了象湖山、可塘洞等43座山寨，肅清了盤踞在閩粵交界山區數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亂。之后，王陽明兩度上疏奏請朝廷添設“平和縣”，縣治定于河頭大洋陂處（今九峰鎮）。十二月初九日，漳州府知府鐘湘、南靖知縣施祥、漳平知縣徐鳳岐等府、縣官員蒞臨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經過近一年的緊張有序施工，城郭于次年（1518）九月完工，縣堂、衙宇、明倫堂、城隍等縣治衙門于十一月建成。縣城的規模和基本構成是，城墻高1.8丈，內城周長563.4丈、外城周長596.3丈；建有雉堞1284垛；設有4個城門并建鼓樓于城門之上，還設有東水門、南水門；建有窩鋪20間。明、清兩代，多次修葺完善；民國時期，以“開公路、建街市”為由，始拆城墻。一座為和邑百姓擋敵御寇400多年的城墻，已然蕩然無存，淹沒在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之中。人們只能從歷史書籍中去探微索隱，建構屬于自己心中的城垣。對此，我不知道是要為今日科技之先進而歡欣，抑是為歷史文明之消失而哀嘆？

據出生于1910年左右的九峰人曾蔚于上世紀90年代初撰文介紹：城郭未拆除時，縣城內外所有建筑群仍十分完整，從城垣到各建筑群體，設計精巧，結構嚴謹、布局合理，比例恰當，近視主次分明，遠瞻渾然一體。民國十五年（1926），國民革命軍第四師師長張貞率部從廣東饒平入福建平和，直驅漳州。成立漳龍公路工程處，規劃籌建漳州至廣東、至龍巖兩條公路。次年（1927），指派部屬蔣義和營長到九峰，負責監督實施拆除城垣、建設城琯公路（九峰至琯城）。舊城郭全部拆除后，將城墻拆下的石料、青磚除一部分用來修建縣城街道及街道兩邊的排水溝外，其他剩下的城磚和石料均由當時的公路局拍賣給當地商人和居民用于建筑商店或民宅之用……這些舊城磚，有的至今仍被牢固地保留在九峰鎮居民住宅的建筑物上，沒有變形，并呈青灰顏色、而打印在城磚上的“永固城磚”等字樣仍十分清楚。

如此看來，愚在茶室所見的那一方銘文磚，應是1927年從平和縣城墻拆下的青磚。于是乎，我的腦海里瞬間想起上世紀30年代，一樁圍繞“平和縣城磚”而引發的牽涉多位潮汕籍學術大家、兩家學術刊物的學案……

平和拆除縣城墻之際，少時曾隨涵芬樓文鈔文談編著者、侯官人吳翊亭先生就讀于平和教官衙署內的潮籍著名學者黃仲琴，恰好舊地重游，“發現此磚，不下千萬，隨取二方，以為紀念”。1933年，黃仲琴撰文《平和縣城磚》，發表于廣州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二卷四期。可惜的是，該文已失佚，但從溫丹銘的《福建平和縣城磚考釋》文中可知，《平和縣城磚》大致有言：“磚二方，其一面長建初尺一尺四寸、闊七寸、厚四寸五分，識曰‘永固城磚’，筆法似顏平原；其一面長建初尺一尺三寸、闊六寸五分、厚四寸，識曰‘壬子城磚??萬年永固’，筆法似趙吳興。文皆在左側，制造均精。民國十六年，福建平和縣拆城所得。考《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守仁，正德十一年八月，巡撫南贛，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明年，給守仁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十月，志山降，設崇義縣于橫水，控諸猺。又明年，戮仲容，破上中下三浰，于下浰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事在平宸濠及斷藤峽之前，是為和平設縣之始。”以及“康熙《和平縣志》，平和縣城，為正德十四年，知漳平縣徐鳳歧所建，至神宗萬歷三十九年，知縣李一鳳添建窩舖。是平和初次建城，在立縣后一年，徐令筑造，必秉承文成之意旨，此有‘永固城磚’文者，當為正德間物，由此可想見當時建設之略，令人動景仰先賢之心。其有‘壬子八字’者，當為李一鳳時物，惟考壬子為萬歷四十年，而《志》作三十九年，豈就議添建時言，抑修志時磚未發現，無從證實耶”等等。

同是潮籍的近現代著名學者溫丹銘讀及此文后，認為黃仲琴“誤以廣東之和平，為福建之平和也”；同時對“‘永固城磚’，屬正德間物，‘壬子八字’者，當為李一鳳時物”一說，持不同意見，并以“自不能如此解釋”一語反辯；且以“廣州拆城之發現南武城磚”為例，指出“疑此為古磚，永固即為城名，筑城時往往有取古磚孱入者”。1934年，溫丹銘將上述觀點整理成文，形成《福建平和縣城磚考釋》，發表于《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溫丹銘的《福建平和縣城磚考釋》刊發后，引起學界的彼此爭議。《嶺南學報》社長楊秋風致函客居上海的潮籍“南社”社員鄭雪耘求鑒。鄭雪耘當即“馳書漳州，詢之著者”，了解具體情況，乃知“以廣東之和平，為福建之平和”之誤，并非作者黃仲琴之誤，而是“學報手民之誤也”，并于1934年5月2日將文章出錯之因復函告知楊秋風社長。信中鄭雪耘還特地說明“黃先生雖籍潮安，然自先世即商于漳，至今猶舉家旅漳也。平和近在鄰壤，或不致誤”，還以“吾輩潮人，其于所屬九縣，耳熟能詳，亦斷不至以潮屬之澄海而訛為漳屬之海澄也”為例，印證黃仲琴不會出現如此低級之誤。與此同時，溫丹銘也先后致信兩封給《嶺南學報》，一是就“之前疑平和拆城所得城磚為古磚孱入”一事進行說明；二是就鄭雪耘書信的說明，溫丹銘認為其撰文“考釋之辨正”，是“學問之事，亦聊效切磋之誼，非樂翹人之短也”，希望鄭雪耘、黃仲琴不要產生誤會。

作為刊發《平和縣城磚》的《嶺南學報》編輯部，也就編輯、來稿的有關情況，先后兩次致函《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編輯部進行詳細說明。指出“黃先生從前寄到敝處有磚拓一紙及考釋文一篇，均作平和，此文系在去歲署中印刷，當時敝編輯委員等，均因假期離校，僅由校內書記校對，一方固由手民之顛倒誤植。而校對之疏忽，亦不能辭其責也”，并希望將相關函件刊發，“以代更正，藉昭事實”。很明顯，“以福建之平和為廣東之和平”之誤，的的確確是《嶺南學報》編輯部的校對之誤，而非黃仲琴原稿之錯。同時黃仲琴也致函《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編輯部，介紹其在平和得到城磚的經過，并對引文出處進行說明，明確“和平雖知有其地，而未到過，印象甚為淺薄，且所引之志書，系平和志，而非和平志”，表達與溫丹銘“素未識荊，但知于弟為前輩，且同屬學術中人，不欲與所爭論”，以及“溫先生較弟平和磚論文，亦已讀過，實則手民錯極，溫公有所誤會”之意。

之后，《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編輯部將鄭雪耘的《為平和縣城磚考釋復楊君秋風書》、溫丹銘的《福建平和縣城磚考釋書后》《為平和縣城磚考釋寓楊秋風書》、《嶺南學報》編輯委員會致《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編輯部的《嶺南學報社函一》《嶺南學報社函二》以及《黃仲琴先生函》等6封函件匯總形成《關于福建平和城磚考釋通訊及書后》一文，刊發于《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以息溫丹銘、黃仲琴、鄭雪耘等三位潮籍學者圍繞“平和縣城磚”而引發的學術之爭。

有趣的是，這方城磚乃是福建平和縣城墻的遺物，而參與學術爭鳴的學者卻都是潮汕籍，兩份刊物亦都是廣東的。由此可見，閩粵文化尤其是漳潮文化交融之深。透過這一方平和城磚與三位潮籍學者的爭鳴，便可窺見一斑。

黃仲琴（1884—1942年），名嵩年，號嵩園，祖籍廣東海陽（今潮安縣），出生、客居于漳州，曾返原籍應海陽縣試，為海陽縣秀才，是我國聞名教授、學者，虛懷若谷，不圃于學科學派樊籬。鄭雪耘（1890-1969），原名翼，字雪耘，潮州市人，長期客居上海，是上海著名詩社“南社”的社員，擅長書畫、工詩詞文章、精通謎語，且勤于著述，素有“嶺東才子”之稱。溫丹銘（1869-1954），名廷敬，粵東近現代卓越的學者、詩人，原籍廣東大埔（今梅州市大埔縣），長居汕頭，畢生從事教育、新聞、文化學術及方志文獻等事業，著述宏富，在潮汕、客家近現代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溫丹銘為潮州修志委員會顧問時，鄭雪耘以潮州碩彥鴻儒之身份參與該委員會委員。

一樁發生于90年前的“平和縣城磚”之學案，早已塵埃落定，被人們所遺忘。然而，三位潮籍學者之間將“為學問之事”視為“效切磋之誼”，追求“考釋之辨正”的執著，以及兩家編輯部勇于認錯、負責到底的精神，值得吾儕學習。

張山梁個人簡介

張山梁（1967—??），福建平和人，中國朱子學會陽明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分會理事、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理事、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漳州市作家協會理事，閩南師范大學客座教授、福建江夏學院特約研究員，福建省地方志中青年學術研究骨干，陽明文化（貴陽）國際文獻研究中心專家庫成員、漳州市級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專家庫成員。現任中共平和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一級主任科員。

長期潛心研究陽明學及陽明地域文化，成果頗多，曾在浙、贛、黔等地的全國性陽明學術論壇、研討會以及《贛南師范大學學報》《福建江夏學院學報》《貴陽學院學報》《武夷學院學報》《閩臺文化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20多篇，在《中小學美術》《福建文學》發表文章100多篇。出版《心燈點亮平和》《王陽明讀本—“三字經”解讀本》《一路心燈》《閩中王學研究》4部陽明文化專著，散文集《和風》，點校整理出版《陽明先生道學鈔》《陽明先生集要（崇禎閩刻本）》《迪吉錄校注》等3部古籍，主編《福建陽明后學文獻叢書》《福建陽明學研究叢書》《陽明平和》。其中《王陽明讀本—“三字經”解讀本》多次再版，獲“全國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圖書普及讀物獎”、教育部列為“全國中小學圖書館推薦書目”。有4部圖書著作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參與多個國家、省級社科基金項目，獲得漳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課題一等獎1次、二等獎2次、三等獎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