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樸的“雙忠廟”聯(lián)

□ 曾楚楠

據(jù)清·林大川《韓江記》卷五，清道光年間海陽縣令史樸撰有“雙忠廟”聯(lián)，文如下：

童可烹，妾可殺，城不可降，矢志

保江淮半壁；

生同歲，死同年，神亦同祀，精忠

比日月雙輝。

作者史樸，字蘭溪，直隸遵化人。道光十七年（1837）海陽縣令，十九年調(diào)潮陽縣令，寬厚愛民，累升肇羅道。又，光緒《海陽縣志·建置略》謂：郡城“北門堤……以御韓江上游之水……（道光）二十二年，堤外之牛洲被決，堤幾潰，知府覺羅祿（昌）、知縣史樸（二十二年重任）率民修護得免。”［韓文公祠］條又謂：“道光二十四年，知縣史樸重修。”知縣令史樸重任之后，有修北堤、韓祠之德政。

“雙忠廟”系祭祀唐代張巡、許遠的廟宇。張巡（709~757）是鄧州南陽人。開元進士，“安史之亂”時，以真源縣令的身份起兵守雍丘（今河南杞縣），抵抗安祿山軍。至德二年（757）移守睢陽（今河南商丘），與太守許遠并肩作戰(zhàn)，阻止叛軍南下。在內(nèi)無糧草，外無援軍的情況下，堅守數(shù)月。城陷，與部將南霽云同遭殺害。許遠（709~757），唐·杭州鹽官（今浙江海寧西南）人。字令威，安祿山叛亂時，被唐玄宗任為睢陽太守。至德二年，遭叛將尹子奇圍攻，與真陽令張巡協(xié)力守睢陽。城陷后被執(zhí)送洛陽，在安慶緒兵敗時被殺。“安史之亂”平定后，“時詔贈（張）巡揚州大都督，（許）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韓昌黎文集校注》馬通伯先生注語）此即“雙忠廟”之本始也。

潮州有雙忠廟，可追溯至北宋熙寧間（1067~1077），首建于潮陽縣，具載于《永樂大典》卷5345引宋元《三陽志》之元·劉應(yīng)雄《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亦稱《威靈廟碑》）。光緒《海陽縣志·建置略四》謂：“雙忠廟，在新街頭瀛州書院舊址。雍正六年（1728）巡道樓儼、知府胡恂、知縣張士璉同建。”又引雍正十年海陽縣令龔崧林《修雙忠廟碑記》曰：“二公雖不產(chǎn)于潮，不宦于潮，不游寓于潮而能為潮御大災(zāi)、捍大患”，故當?shù)刂扳憎指ァⅫS童白叟，莫不奔走匍匐于幾筵。”建廟之起因則為康熙、雍正年間，韓江水患頻仍，廣濟橋時有沖決之危險，巡道樓儼等乃在修橋過程中，“迎神像于潮陽”以祀之。由于“迎雙忠”與屏水患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故據(jù)雍正十二年刊行、主編張士璉的《海陽縣志·神廟》載：“雙忠廟，一在北門堤上；一在新街頭（今義安路）瀛州書院舊址。”北堤上之雙忠廟毀于何時，地志闕載，新街頭之雙忠廟猶存，并于2018年重修。

潮州府城之雙忠廟為何始于潮陽縣東山而非郡城？猜想起來，或許與唐代郡城名改易有關(guān)。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廢“州”改“郡”，潮州改稱為“潮陽郡”。至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又復(fù)稱“潮州”。前后雖僅有16年，但因見之于文獻，故后代文人在詩文中稱潮州為潮陽（如韓愈《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中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潮州”，一些版本作“潮陽”；宋·陳堯佐《送人登第還潮陽》之結(jié)句“海濱鄒魯是潮陽”。連詩題與末句均稱“潮陽”。等等）。張、許殉難之時，潮州仍稱“潮陽郡”。據(jù)元代劉應(yīng)雄《威靈廟碑》所稱“當時猶有議者，賴韓昌黎辭而闢之，廓如也。”劉氏所謂“猶有議者”，系指50年后唐憲宗元和初廟堂有責備張、許只知“一死死守”而致城陷之種種議論一事。其時韓愈方撰《<張中丞后傳>序》，針對此種議論而激憤地說：“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zhàn)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圖存者，不可一二數(shù)，檀強兵坐而觀之者，相環(huán)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shè)淫辭而助之攻也！”韓文氣勢磅礴，義正辭嚴，故《威靈廟碑》謂張、許精靈，當“以韓公為知己”！元和十四年（819），韓愈因上《論佛骨表》，敢揭逆鱗，從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潮州別稱潮陽（古人對“郡縣”觀念薄弱），迨至宋代，因有熙寧年間“潮陽縣建雙忠廟”的傳說。

史樸“雙忠廟”聯(lián)起首兩句云：“童可烹，妻可殺”，貌似殺氣騰騰，其實亦有所幸。宋·司馬光《資治通》【唐紀三十六·肅宗至德二載】謂睢陽被圍糧盡，將士皆食茶紙（包茶的紙）、樹皮。“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元·劉應(yīng)雄《威靈廟碑》亦說：“以寡制眾，以奇取勝，賊每戰(zhàn)輒敗，復(fù)益兵攻圍（睢陽）愈急，城中糧竭矢盡……而援兵不至，割妾殺奴以飼士。”但該聯(lián)首句“童可烹，妾可殺”，難免有令人汗毛直豎的感覺，尤其是持有“眾生平等”的現(xiàn)代人來說。這亦難怪，此為古今人生觀念有巨大反差的緣故，在等級觀念極其濃烈的封建時代，用說書人的口氣說：“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專制桎梏下，臣、子尚且如此，遑論身為“下人、賤人”的妾媵、僮仆！何況，張巡、許遠的“烹童殺妾”的看似“殘忍”的行為，是在危急時刻下不得已的特殊舉措，既有文獻可徵（如前引之《資治通鑒》、《威靈廟碑》），在堅守封建正統(tǒng)觀念者眼中，完全是踐履“殺身以成仁”特殊準則、犧牲小我而顧全大局、值得大書特書的忠列行為！君不見，時至晚清義和團運動，“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后，山西巡撫毓賢因血腥排外而被清廷賜死。死前，毓賢自挽一聯(lián)：‘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耄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我殺人，朝廷殺我，夫復(fù)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圣明恩。’”（據(jù)《讀書文摘》2018年第1期載金滿樓《漏網(wǎng)之魚：晚清小歷史》）清代的巡撫為一省之長（今定為部、省級），毓賢的自挽聯(lián)中有“臣死國，妻妾死臣”一語，他“因血腥排外而被清廷賜死”，可見古今觀念之差異！明乎此，我們自然不會去苛求一位“七品芝麻官”史樸的聯(lián)語了。

據(jù)陳兩浩先生《龍湖祠蹤·先賢祠廟》所載，海陽縣龍湖寨于明初亦建有雙忠廟。文曰：

龍湖雙忠廟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由莦寬（字伯農(nóng)，號醉翁）主持倡建，原址在福興巷尾，先由莦、夏二姓同祀，隨后帶動其他姓氏的村民也常來雙忠廟祭拜。后因年久而廟殘破，且原址地方狹窄，故于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將廟址遷至溝尾橋（地名），由鄉(xiāng)賢夏宏（時任福建詔安知縣）偕同鄉(xiāng)親父老同建……鄉(xiāng)賢莦廷玉（曾任福建歸化縣知縣）為重新修建的雙忠廟撰寫碑記，夏宏為其題寫廟聯(lián)：“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貳貳忠臣。”

按：據(jù)陳文所述，洪武二十五年（1392），龍湖寨就建有雙忠廟，較雍正六年（1728）“迎神像于潮陽”又早出396年。乃知潮州郡城之有雙忠廟，始于明初，是又不可不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