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家鄉潮州寫一本書，這念頭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這一選擇，無關才學，很大程度是年齡及心境決定的。年輕時老想往外面走，急匆匆趕路，偶爾回頭，更多關注的是家人而非鄉土。到了某個點，親情、鄉土、學問這三條線交叉重疊，這才開始有點特殊感覺。在我來說，那是2016年。這一年，我印制《雙親詩文集》，撰寫《五味雜陳的春節故事》《扛標旗的少女》，演說《六看家鄉潮汕》，還與朋友合編《潮汕文化讀本》，一下子把我與家鄉的距離拉得很近。

如何談論“故鄉”，這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心境。在一個虛擬世界越來越發達、越來越玄幻的時代，談論“在地”且有“實感”的故鄉，不純粹是懷舊，更包含一種文化理想與生活趣味。談故鄉，不妨就從自家腳下（包括兒時生活及家庭故事），一直說到那遙遠的四面八方。

這就說到本書的性質，有論文，有隨筆，有演講，也有序跋，體裁蕪雜，但主旨相近，全都指向“故鄉情結”。因此，選擇《如何談論“故鄉”》開篇，再合適不過了。第一輯“回望故鄉”，既拉開架勢，又舉重若輕，很能體現本書的旨趣；第二輯“故鄉人文”，談論俗文學、鄉土教材以及張競生等，在在顯示我的專業背景；第三輯“自家生活”，憶舊為主，瑣瑣碎碎見真情，也是本書最初得以推進的主要動力。愛家鄉與愛家人，二者互相疊加，情到濃處，方才可能筆墨生輝。各文之間互相引述，與其說是為了尋求呼應，不如老實承認，那是因缺乏整體構思，文章并非寫于一時，是隨著時間推移以及心境變遷一筆一筆涂上去的，故有的地方濃墨重彩，有的地方則云淡風輕。說到底，這是文章結集，而不是專門著作。

寫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幾篇散文，說實話，關注的是家人而非故鄉。因父親及祖母先后逝世，我一下子墜入深淵。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痛楚，只有過來人才能真切領略。喪親之痛，本與籍貫無關，可無數遠游的學子，在掛念親人安危禍福的同時，往往不自覺地聯想到家鄉的現實處境以及文化傳統。

真正促使我反省這個問題，是二十年前應我在中大的導師吳宏聰先生之邀，撰寫《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潮學研究》第8輯，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為了參加2000年1月6—8日在汕頭大學召開的“丘逢甲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我第一次認真地從歷史文化角度談論我的家鄉。此文第一節談及原籍蕉嶺的丘逢甲與同期內渡的其他人不一樣，沒有過多的顧影自憐，也不曾努力去謀取一官半職，而是迅速地在“歸籍海陽”與“講學潮州”中獲得相對穩定的心態：“在‘大江日夜東，流盡古今事’的《說潮》中，讀者不難感覺到丘逢甲借敘述潮州史事觸摸這塊神秘土地之脈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參與當地文化建設之熱切，更是溢于言表。”當初寫下以上這段文字，我自己都有點被感動了。

五年后的某一天，接南方日報出版社編輯來信，說他們報紙用一年多時間，每周一整版，推出了50期的“廣東歷史文化行”，如今結集出版，希望我寫一篇五千字的“引言”。閱讀書稿，緊趕慢趕，在2005年6月30日完成了這篇題為《深情凝視“這一方水土”》的引言（初刊《同舟共進》2006年第4期）。當初要稿要得很急，只給我二十天時間，可正式出版拖了好幾年。文章是這樣開篇的：“如何深情地凝視你生于斯長于斯的‘這一方水土’，是個既古老又新鮮的挑戰。說‘古老’，那是因為，在傳統中國，類似地方志那樣表彰鄉里先進、描述風土名勝的著述不勝枚舉。說‘新鮮’，則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推進，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成了一大難題。于是，發掘并呵護那些略帶野性、尚未被完全馴化的‘本土知識’或‘區域文化’，便成了學界關注的重點。”描述完我所理解的廣東歷史文化的特點，尤其是近代以來廣東的迅速崛起，結語是：“并非每個出生于或長期生活在廣東的‘讀書人’，都對這一區域的歷史文化有足夠的了解。很可能，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或者知識類型的差異，此前你無暇顧及于此。如今，面對這冊五光十色、曲徑通幽的文化讀物，你難道沒有深入了解腳下這塊土地的沖動？”若非應邀撰寫導言，我對廣東歷史文化也不會有如此全面了解的欲望與能力。有感于此，日后為《潮汕文化讀本》寫序，我再次強調：“有關鄉土的繽紛知識，并非自然習得，同樣需要學習與提醒、關懷與記憶。”

終于有一天，意識到“故鄉”這個話題碩大無比，很難完美呈現。既然不是自傳，也不是回憶錄，只是關于自家以及故鄉的文章結集，點點滴滴的感受，長長短短的回憶，日后可以有續編，當下不能沒有逗號或分號。與我此前刊行的諸多學術著作不同，此書更多蘊涵自家心情，聚焦在故鄉與家人，還有我那早就失去的童年與青春。史論部分好說，多少有些學術價值；回憶上世紀50至70年代南中國一個小小的角落，會有人感興趣嗎？后來者聽我反反復復，講什么“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可能有點煩——就那么點陳芝麻爛谷子，有什么好激動的？是的，相對于大歷史，個體生命確實很卑微；黃河總歸東流去，可你不幸恰好面對的是倒流或拐點，有什么辦法呢？好在任何時代，不管舞臺多么雜亂、背景多么不堪，都有一代新人要成長。當然，說好說壞，那些抹不去的記憶，更多屬于自己以及同齡人。

書稿編好了，重讀一遍，感覺最意猶未盡的是第三輯。其中好幾個話題，我必須略加補充，讓它繼續余波蕩漾一會兒。

自從父母親搬回潮州西湖山后的農校宿舍，每年放假回家，我們不再跑到位于洋鐵嶺下的汕頭農校了。知道學校還在，但隨著時代變化，已日漸破落。一直到2004年元月，我突發奇想，約上母親與弟弟，一起回去懷舊。也幸虧有那么一次回訪，拍了好些照片，可供我這回插圖。站在兒時生活的家屬宿舍前，以及觀看父母親先后居住過的房子，還有老圖書館等，真是感慨萬千。今冬應校方邀請，探訪重建后煥然一新的潮州農校，還能辨認出來的老建筑，只有那間刻意保留的窗戶破敗但屋頂尚存的大教室。回京后，收到校方寄送的五六百張老照片，我一看就苦笑，那都是我離開農校下鄉插隊二三十年后發生的故事。不能埋怨時間飛逝，只能說自己確實是老了，這才汲汲于懷舊。

年初在《潮州日報》連載四則“洋鐵嶺下”，引來很多圍觀，最有趣的是那則《我的語文老師》。好幾位退休的校長及老師說認得那位教過我的“李老師”，提及名字則五花八門，全是讀音問題。有一位跟我同屆的，說李老師在汕頭居住，幾年前還曾回古巷找老同事聚會。這讓我充滿期待，于是委托汕頭教育局及《汕頭日報》記者幫我查詢。最后得到的線索是，李老師是屬兔的，七十年代末還在潮州孚中聯中任教，深得學生敬重，之后調回汕頭，幾年前去世了。一位幫助查詢的朋友來信：“李老師如健在，看您的文章一定萬分高興。”這讓我更加懊惱，為何當初只顧自己忙碌，沒能早點撰文，向曾經給予我很大鼓勵與幫助的金老師、李老師致謝？實在是追悔莫及。

第一次聽著名文史專家曾楚楠和黃挺說我插隊落戶的旸山村是歷史文化名村，還以為是在開玩笑。仔細核對他們引述的資料，方才明白所言不虛。不過當初我在這山村生活/戰斗了八年半，全然沒有這方面的知識與感受。只曉得這村子背靠七屏山，西臨金沙溪，風景很不錯。為了方便村民到山后耕作，半山腰炸了個大缺口，據說破壞了好風水。我下鄉半年多，就目睹一件慘劇——中午收工時刻，渡船因超載而慢慢下沉，本可滑行到岸的，危機時刻有人跳離，失衡的渡船當即翻過去，好些婦女被扣在底下，于是七尸八命，整個村子哭聲連天。高音喇叭響起，全村人都涌向了渡口，那年我16歲，第一次如此直接且具體地面對死亡，那場景至今難忘，可說是下鄉期間最驚心動魄的一課。金沙溪乃韓江下游的狹長積水地帶，不是活水，當初覺得溪面很寬，很難游過去的；十年前回去，發現河道變窄，水也有點臟。好在近年此地被選址建污水處理廠，想必很快會重現山清水秀。

兩年前，央視戲曲頻道拍“品戲讀城”的潮州篇，邀我回去串場。聽我談及初下鄉時吃過一個月的潮劇飯，還有我的詩/書作品“猶記巷頭集長幼，樂聲如水漫山村”，覺得很有趣，想以此為貫串線索。后來發現不行，跑題了，“讀城”變成了“讀村”。編導割舍不下此等有趣場景，于是搞了個折衷方案，依舊跟我回旸山，拍攝我在陳氏家廟（原旸山學校）與父老鄉親座談，且與當年教書的同事合影；再就是轉到如今變成鄉村文化站的祠堂，聽村民自娛自樂唱潮劇。節目播出時，這些難得的場景保留下來了，大家都很開心。

1992年的《父親的詩文》與2016年的《雙親詩文集》，當然應該對讀。此外，還可以推薦初刊1994年3月18日《南方周末》的《風雨故人》。那說的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訪問臺灣，打聽《中華日報》的舊址，想到父親工作過的地方拍照留念。主事者不在，女秘書殷勤招待，給了我若干歷史資料。文中稱：“不記得是誰的發明，將我作為‘故人子弟’介紹給女秘書。我很欣賞這一稱呼，因其讓人聯想到‘風雨故人來’的古詩。倘若沒有這幾十年過分稠密的‘風雨’，也就不會有我這遲到的‘故人子弟’之‘感嘆亦欷歔’。”至于父親晚年手抄的《北園詩稿》，大都寫實與感事，引一首《聞歌有感》為證：“窗外人唱《烏崠頂》，惹得窗內百感生。天池烏崠迎旭日，躍馬高歌抒豪情。光陰逼迫二十載，壯志沉沉寸步行。明知圓缺尋常事，偏惹白發頭上生。——《烏崠頂》是余于一九四九年夏在鳳凰山烏崠頂為傷病員創作之一首潮曲清唱，解放后流行潮汕各縣，并被改編為短劇。一九六九年夏，余在五七干校受管制時，聽窗外管制人員高聲大唱此曲，有感吟此。”

《雙親詩文集》屬于自費印行，贈送家鄉親友，還有對潮汕文史有興趣的讀書人。陸續收到反饋，包括補充若干沒有入集的作品，比如初刊汕頭地區文藝雜志《工農兵》1959年第1本的小演唱《烏崠歌聲》，那是歌頌人民公社的，與上述潮曲清唱《烏崠頂》沒有關系，作者為陳北、曾慶雍。

曾老師是潮州文化館的專職作家，我在鄉下學習寫作時，得到過他的指點，去年撰寫的《文化館憶舊》談及此事。文章發表后，我意味未盡，想借此探討基層文化活動如何展開。于是有了潮州日報社、潮州市文化館、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合辦的“憶舊與追新——陳平原和文化館的故事”主題文化沙龍，除了我做《在地化·啟蒙性·參與感——文化館的使命與情懷》演講，更恭請當地著名文化人李英群、曾楚楠、丘陶亮、黃景忠等共同參與，談他們與文化館的緣分，以及構建基層公共文化生活的可能性。此活動吸引了不少潮州文史愛好者，而那篇初刊2020年12月8日《潮州日報》的《“樂聲如水漫山村”——陳平原和潮州文化人眼中的群眾文化和文化潮州》的專題報道（江馬鐸、黃春生），以及《何為“文化潮州”——寫在文化沙龍邊上》（邢映純），日后流傳甚廣。?

在主題發言中，我談及從閱讀父親詩文，到編印《雙親詩文集》，再到撰寫《文化館憶舊》，真正關心的是業余寫作到底意義何在。熱愛文學的人很多，日后成為專業作家的極少。絕大部分人閱讀及寫作的目的，是培養感受力與想象力，使人活得健康、充實、幸福，這才是文學的真正意義。若從培養業余作者、滿足群眾文化需求、推廣鄉土文化、達成新啟蒙目標這些方面看，基層文化館可發揮很大作用。

回顧晚清以降一百多年的歷史，除了政治體制的變革、經濟實力的提升,還有文化生產方式的轉移。后者一波三折，值得認真品味。如何提振鄉村/城鎮的教育水平及文化生活，早年多為自發，新文化人基于啟蒙立場，眼光向下，主動介入，積極引導。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的群眾藝術/文化館的建制，一直在完善中。九十年代以后，商業化大潮興起，舞臺演出及電影生產的市場化，取得巨大成功，但也留下不少遺憾——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與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脫節。

眼界越來越大，可人們的心理空間卻越來越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知識學習以及娛樂傳播的方式，從金字塔型向垂直方向轉移，贏者通吃，民眾都成了看客（粉絲），沒有參與感。借助無所不在且無所不知的網絡和手機，虛擬世界中的你我，很難再有獨立的體會、感受與表達能力。各地民眾自發的文化活動，除了有宗教信仰支撐的，基本上都垮了。因為，年輕人從小看電視、逛網絡，熟悉遠在天邊的各種文化形式（對蘊藏其后的商業因素則習焉不察），忽略近在眼前的鄉土文化。

當下的世界，科技與商業結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時空感受與審美趣味，政府、學校以及人文學者，有責任也有義務站出來平衡這一趨勢。在我看來，政府主管的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三足鼎立，各自功能定位有重疊，有交叉，也有互補，運營得好，可以發揮很大作用。關注群眾文化需求，支持群眾文化活動，其中最難落實的是文學創作。我當年是從這里起步的，所以特別感慨。今天，高等教育普及了，網絡文學發達了，文化館這方面的作用很難充分發揮。可真正影響一個地方的文化生態，或者一個城市的精神面貌，文學恰恰是最根本的。文學和民俗、節慶攜手，文學與科技、商業結盟，文學和影視、非遺聯姻，然后各美其美，各取所需，并因此豐富各自的獨特生命，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值得認真思考與探索。

本書所有文章中，《永遠的“高考作文”》后續故事最多，也最值得梳理。那篇寫于1992年的隨筆，結尾處兼及自得與自嘲：“大概，無論我如何努力，這輩子很難寫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響、更能讓父老鄉親激賞的文章來了。”沒想到，這還只是故事的開端，其后的逐步展開，更是大大出人意外。不說我自己撰文或媒體專訪，就談其如何成為“標志性事件”，匯入關于改革開放大潮的追憶與陳述。《文史參考》是人民日報社主辦的高端時事/歷史雜志，其2011年6月（下）“建黨90周年專刊”，刊登《“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陳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報>》。央視十套（CCTV-10）的《讀書》節目，2013年3月17日播出45分鐘的專題片“我的一本課外書之陳平原”，節目最后，主持人專門贈我放大并加鏡框的《人民日報》所刊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2019年新華社“新青年”制作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專題節目，選擇七個人，代表七十年，選擇很嚴，層層審批，尤其我這一集，據說躊躇再三。談論1969 至 1979這十年，怎么書寫都是陷阱，最后選擇“恢復高考”作為標志，明顯是為了回避矛盾。所謂“講述豐富經歷，討論時代議題，啟發當代青年”，在我這一集很難完全實現。文革不讓談，上山下鄉只允許切個邊（否則為何恢復高考），制作者雖很認真，效果只能說“過得去”。同年，朋友轉來“羊城派”關于中山大學校史館開館的報道，特別提及入藏我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這讓我惴惴不安：都四十年了，還在“吃”高考作文，實在沒出息。去年，為了“呈現中國高考制度的變遷以及對考生帶來的深遠影響”，國家外文局主管的《人民畫報》及英文刊“China Pictorial”第8期刊出中英文版的《改變命運的高考》，那是編輯從我以往文章中摘編的，只是要求我授權。

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諸多戲劇性變化，乃大時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別能干，而是當代中國史敘述需要這一筆。1978年的《人民日報》，其實共刊登了五篇高考作文（分兩次），之所以屢次選擇我作為恢復高考的表征，除了我生活在北京，在學界比較活躍，媒體很容易找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作文題目。當年《人民日報》刊出的山西作文題為《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安徽的則是《緊跟華主席，高唱<東方紅>》，這些都太緊跟形勢了，時過境遷就不能用；還是廣東的《大治之年氣象新》以及北京的《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比較穩妥。2017年12月，我大病初愈，趕回中大參加七七級同學聚會，活動中好幾位老師提及我的高考作文，還披露了一個秘密——那年廣東的高考作文題是中大中文系金欽俊老師出的。至于閱卷人以及是誰推薦給《人民日報》，可就無法查證了。

最后透個底，可能讓人大跌眼鏡。能考上中大，我已經很滿足了，從沒想過要去查分。兩年前，因工作需要，請中大中文系到檔案館查了我當年的高考成績：語文92，數學67，政治75，史地76.5——除語文外，各科成績并不高，只是碰巧作文滿分，才有了日后諸多神奇故事。

最后有兩點說明，一是為求全書結構相對完整，我從另外兩書（《當年游俠人》《文學如何教育》）借來了三文，日后編輯個人文集時，再做進一步協調。二是眾多插圖，除了我自己準備的書影與照片，特別感謝著名畫家林豐俗的家屬允許使用他創作的兩幅《上學去》，還有就是我三弟陳高原專門為此書創作了十幅鋼筆淡彩，共同追憶那日漸遠去的童年與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