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全集》系明代《重刻文山先生文集》之改名《全集》（版權頁注明：“據1936年世界書局版影印。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3.）。漏收了文天祥《謁雙忠廟·沁園春》詞一首。因為《全集》漏收，所以前幾年市博物館準備搞《潮州通史》陳列籌備會時，還引起一場爭論。（最終決定采納） 文如下：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后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練之剛。
嗟哉！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據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潮陽·雙忠祠》：“在縣治東東山，祀唐張巡、許遠，宋·文丞相經此有題。）
言及該詞發現者，說來話長。其中有貢獻者，首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距元朝覆滅僅三年）潮州路總管王翰（亦稱“王那木罕”。“永福人，字用文、元亡，屏居山中，黃冠野服，號‘友石山人’。明太祖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據《中國人名大辭典》】）王翰還寫了《文丞相謁張許廟詞跋》，文如下：
丞相文山公題此詞，蓋在景炎時也。三宮北轅，二帝南走，時無可為矣。赤手起兵，隨戰隨潰。道經潮陽，因謁張、許二公之廟，而此詞實憤奸雄之悮國，欲效之死以全節也。噫！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亂，其成就卓為江淮之保障者，二公而已矣；宋有天下三百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為十五廟祖宗出色者，文山公一人焉！詞有曰：“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是知公之時，固異乎張許二公之時；而公之心即張許之心矣。予守潮日，首遣人詣潮陽致祭，仍廣石本以傳諸遠，俾忠義之士讀之有所興起；奸雄之輩讀之，亦少自警云爾。
從此《跋》可明白數事：一.本《沁》詞“過片”之處，有“嗟哉”二字（《沁園春》詞“過片”無此二字，否則有“違律”之嫌）。此《跋》無此二字。看做“襯字可也。二.《跋》中有語曰：“仍廣石本以傳諸遠……”可證三事：甲：《沁園春》詞不是王翰虛構、生編的。乙：文天祥《沁園春·謁張許廟》詞亦不是捏造的“雙忠祠”由于文天祥是官居丞相的名人（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高中狀元），廟中人巴不得將墨寶勒石為記，這種意念是可以理解的。（詳后文）丙：《文天祥全集》所以漏收《沁園春·謁張許廟》，是因為過于急促零亂。在五坡嶺被執后幾年的《指南后錄》中，其《自述二首》（一）：“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磋跎。”其后，在《集杜（甫）詩》二百首之第七十二《駐潮陽》詩中有《序》曰：“（祥興）十月，引兵趨朝（潮）陽，稍平群盜，人心翕然。”詩云：“寒城朝煙淡（《吳侍御宅》，江擁春沙（《遠游》）。群盜亂射虎（《雷》），回首白日斜（《熹晴》）。”做“集句詩”很難。首先，要求有較強的記憶力，把將原作者之詩作倒背如流；其次，要使“集句詩”出現之詩意、詩境要有別原作者嶄新之境界，而又按新題目將新境界安排得貼切。何況還要把“老杜”的詩作“集句”成二百首之多！為了完成《集杜詩》，不知要花費文丞相之時間和精力幾多？（《指南后錄》是被執后“自潮赴燕者五年”（隆慶《潮陽縣志·流寓列傳》語）。除《自述二首》、《集杜詩·駐潮陽》而對于“雙忠廟”有所提及以外，其余均付闕如。觀《汀州》、《梅州》、《贛州》、《南劍州》、《復入廣》等，均是一首。想來不是丞相本人健忘，而是《集杜詩》太花功夫了。
據《文天祥全集》其“附錄”部分有明·羅倫《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記》，該文起首二句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按：這是《沁園春·謁張許雙廟》詞中的兩句。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在廬陵文山之麓【詳見下文】。是知元末王翰《跋》文稱：“仍廣石本以傳諸遠，俾忠義之士讀之，有所興起。”明代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距王翰任潮州總管【1365】的年代僅過了122年，未想“傳諸遠”傳到江西文氏之祠堂里面去了。這可作為證據之一。盡管《文天祥全集》漏收。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可以位萬世之天常。”羅《文》充溢著濃烈的、對文丞相近于崇拜的感情，譽文天祥為“天下之大材也”、“天下之大勇也”、“天下之大忠也”！《文》末提到：“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李齡是潮陽人。經查明代隆慶知縣黃一龍修，鄉賢林大春纂的《潮陽縣志·鄉賢列傳》：李齡于宣德己酉【四年，1429】高中鄉試，于正統丙辰【元年，1436】乙榜【經會試中進士之謂】，授賓州學正……英廟【明英宗朱祁鎮的年號無順】復辟……改太仆寺丞。居數年，出為江西按察僉事，復督學如故。”正合。）據民國商務印書館1921版復印的臧勵和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羅倫【條】》記載：“永豐人。字彝正，號一峰。好學家貧，樵牧挾書，諷誦不輟。成化初廷試對策萬馀言，直斥時弊，擢第一，授修撰……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四方從學者甚眾。卒年四十八。嘉靖初追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有《一峰集》。”
明·彭序《文信國公祠堂祭田記》云：“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廬陵文山之麓。舊有祭田，為豪強侵奪……成化丁酉春（十三年，1477），一峰羅先生（即前文所提之羅倫）謁祠，聞而悵嘆者累日。時憲副洪君性萬善觀風，至郡，一峰為書，令公九世孫繼宗馳達行臺，蓋欲求田以供祭也。副憲嘉納，了無難色。”（按：“成化丁酉春，一峰羅先生謁祠。”證實了羅倫先生曾“謁祠”，看過了元末王翰“仍廣石本以傳遠”之舉措【“石本”可以制拓片，很容易“傳諸遠”】。又可證實潮陽人李齡“居數年，出為江西按察僉事”，且有明確年代【今成化二年（1466），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天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連名字都相同。據羅倫、彭榮《文》】）。
明萬歷十三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嘗撰《潮中雜記》，其卷四《韓公二祠沿革》云：“按《三陽志·韓山書院》：‘地在州城之南，昌黎廟舊址也……（宋）慶元已未（五年，1199）沈即墟創亭曰“盍簪”，淳祐癸卯（三年，1243）鄭良臣以韓公有功于潮，書院獨缺，相舊地而開創焉……由此言之，今韓山祠即《三陽志》所謂“忠祐廟”，城南祠即《三陽志》所謂“書院”也。”（市志辦翻印之《永樂大典》5343卷、5345卷，獨缺5344卷，《三陽志》原文讀不到，書此以表遺憾。）
上世紀50年代，文化局嘗主編《潮州名勝》一書（油印本），其《西湖漁筏·新蘇亭、文山亭》中云：“（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是潮州路總管靈武王那木罕刻立，碑陰刊有‘元至正丙午晉安劉嵩重修’等字……《謁雙忠廟沁園春詞》原是刻在碑陰，它的正面刻的是元朝總祀孔廟吳澄書寫的《韓山書院記》。這兩塊碑原來都是放在城南韓公文公祠內。（《府志·郭子章〈韓祠沿革》里記載說：“城南祠……前門貯二碑……【重復前文】（按：較有價值的是“碑陰刊文信國題《雙忠廟沁園春詞》。知王翰在《跋》文中說的：“仍廣石本以傳諸遠”，王翰是這樣說的，又切實踐履，這么做了。由此可以得到證實。）在抗戰時期，日寇盤據潮州，想把這塊碑石（按：還有韓退之書寫的《白鸚鵡賦》等）劫往日本，把它取出后、恰當抗戰勝利，無法盜去，只倒放在蘇亭地下，埋在塵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從土中取出。1958年特建立“新蘇亭”來安放，同時建立一亭（“文山亭”）安放文天祥的《謁雙忠廟沁園春詞》一碑。”
至此，王翰立的石碑成為文物。請參見2023年版《潮州市文物志·西湖山·碑刻》。
文字 | 曾楚楠
編輯 | 翁純
審核 | 詹樹鴻
